2019年12月12日，赵振宇著《讲好真话》新书座谈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我有幸主持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各大高校、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各界人士对《讲好真话》一书有着较高的评价，并围绕“讲好真话”的主题结合自身经历发表意见，交流探讨了为何讲真话，如何讲真话等问题。仅仅一个月之后，《讲好真话》一书便已售罄开始了第二次印刷，说明这本书确实很受欢迎很有市场。有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还将《讲好真话》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用书，请赵教授前往授课。我与赵教授相识多年，他在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时就曾向我约过稿，2006年我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后都一直与他在新闻系共事。老朋友新著问世值得庆贺，在这里我想分享对《讲好真话》一书的阅读体会，并借此机会谈谈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看法。

我认为赵教授《讲好真话》一书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对人的本质及人类交流的精准理解。人是社会动物，其社会性主要建构在人类交流或传播的基础之上。正是借助于信息交流，人们得以监测环境，互通有无，协同御敌，延续种群。漫长的人类传播实践告诉我们，真实的信息对于消除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长期以来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人类对于真实、真诚、真理，抱有无限的向往和期待。于是“真”与“善” 、“美”相连，成为了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因为“上当受骗，对真相一无所知，在自己心灵上一直保留着假想——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意最深恶痛绝的。” 甚至连基督也告诫人们：“你们不可散布谣言；也不可与恶人一起做假见证诬害别人。”进入近代，当报刊成了人类基本的传播工具后，马克思坚持主张“应根据事实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描写事实。”报道真实，讲真话，不仅是一项道德准则，更是一项政治原则和宗教信条。赵振宇教授在这本《讲好真话》中，集成了围绕讲真话而生发的人类智慧，让我们得以分享真话的魅力。

赵振宇教授的新书《讲好真话》揭幕

一、“讲好真话”的思想追求

马克思曾指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讲话、讲真话不仅是每个人的本能，更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真相似乎越来越稀缺，真话也似乎越来越难讲。但正因为如此，讲真话、讲好真话才显得尤其可贵。赵振宇教授说：今天，我们不能一味鼓励“想到就说”，而是力求“想好了再说”，提倡“讲好真话”。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胡乱讲话”、“讲不好话”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只会徒增网络的喧嚣与嘈杂。

提倡讲真话的文章并不少，但专门探讨如何讲好真话的著作却不多见。《讲好真话》一书致力于“提高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全书从公民表达的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宽容胸怀和实现路径五个部分，指出新媒体环境下提倡讲真话和讲好真话，反对讲假话和惩治讲假话，建立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管理体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整个社会、媒体和公民共同努力。全书视角新颖，见解独特，每一章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维框架下对公民表达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思考。正是这种“深入浅出”的定位，使得该书既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书目，又可成为公民素养教育的普及读本。

从书中介绍作者活动经历的图片可以看出，《讲好真话》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三十多年前，赵振宇教授还在长江日报工作时，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多提供讲心里话地方》，后来又在光明日报、现代传播等媒体发表《提倡讲心里话》《今天，怎样讲好真话》《网络时代讲真话》《新形势下公民表达的路径探析》等评论理论文章。1999年，他将曾发表于各种媒体的评论、杂文等结集出版了《与灵魂对话》一书。2009年，又出版了《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新闻事件及评述。又一个十年之后，这本《讲好真话》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得以出版。可以说，这本书既是赵教授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更是他数十年理论与实践智慧的结晶。

赵振宇著作《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

一个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决定了他思想的高度。作为“讲好真话”的思想者，赵教授很早就意识到“讲好真话”之难之重要。正因如此，他才愿意在数十年中不断呼吁，不断实践，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地持续思考这一课题，最终才有了《讲好真话》这一重要成果。“讲好真话”看似常识却又模糊不清，它似乎轻而易举却又困难重重。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讲好真话”这一课题确实是有价值的，它值得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二、“讲好真话”的专业探索

2001年，赵振宇教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在近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中，赵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媒体实践等方面都不放松。除了认真对待教学之外，他从未间断新闻评论和报道策划的实践，总会不断有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让常识成为公众力量》《学术评价，别唯洋是举》（人民日报）《人事档案应向本人公开》《倡导“时间文明”》（光明日报）《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日报）《把握“行事”与“形势”的辩证关系》（学习时报）等，类似这些评论作品，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赵教授认为，新闻评论不仅要“抢”，有时也需要“养”。他提出“时间文明”的理念，缘起于他早些年出访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一个发现，所到之处时钟都是准确无误，而国内时钟却多有不准。对这种文化差异，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几年后他参加政协会议发现武汉“两会”会场多处多次时钟不准问题，继而与市政府参事室共同策划，把握与市长对话的时机提出建议，最终促成市长表态赞同、武汉市政府发文在全市开展“时间文明”活动并引起新华社关注，向全国发通稿报道。在他看来，真话总是要讲的，但什么时候讲，却至关重要。可以看出，赵教授非常关注“讲好真话”的时机问题。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赵振宇教授就研究程序理论，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出版国家课题研究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和《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系统论》。丰富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使得这本书中“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也就有了程序化的现实可行性。

赵教授在教学之余还担任武汉市政府参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曾多次以“特邀评论员”身份参加武汉和外地“电视问政”直播节目。他认为：“现实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源头，关注社会，参与实践，与时俱进是一切研究者的职责。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人，应该是知识和文凭，关注和投入，批判和建设三者的完整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长河则最终检验人们认知和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曲直、正误优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讲好真话”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讲好真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讲好真话”的实践者，赵教授时时关注身边发生的时事，很少放弃通过媒体去尝试“讲好真话”，这一“习惯”从他在媒体工作，到进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后，都从未改变。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封城期间，赵教授仍然是笔耕不辍，在《半月谈评论》《行管学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河南日报》和《青年记者》等报刊发表《战“疫”英雄该怎么奖励？》《面对“不确定信息” 领导干部要敢于担责》《面对疫情：鼓励讲真话、敢于讲真话》《谣言传播辨析及甄别建议》等评论和论文。赵振宇教授对“讲好真话”的信仰以及不懈追求，无疑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三、“讲好真话”的教育实践

赵振宇教授在华中科大新闻学院讲授新闻评论、新闻策划等课程。一个媒体评论员到高校教授评论，长期的媒体评论和教学实践促使他思考一个问题：评论是什么，如何认识它，怎样发挥它在社会进程当中的积极作用？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之后，赵教授提出：评论是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赵老师开创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创新教育。

2001年新闻学院和党委宣传部组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2005年开设新闻评论班列入招生计划，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均为全国首创。十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另辟蹊径，创造了中国新闻评论教育的“华科大模式”。我有幸在华科大新闻学院担任院长近12年，亲自经历、见证、参与了新闻评论教育的改革历程和辉煌历史。

不得不说，赵教授从媒体评论员到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型是成功的。他先后出版了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策划》（武汉大学出版社）、研究新闻评论思维和品格的研究生教材《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关于新闻评论教育、评论人才培养的《新闻评论通论》（清华大学出版社）。他讲授的视频公开课《社会进程中的公民表达》被列为教育部视频公开课，他本人则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赵振宇教授的部分专著

在我看来，新闻评论教育之所以应该是“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归根结底在于它是一个如何“讲好真话”的训练与教育。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教育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与老师们对“讲好真话”的思考、实践与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赵振宇教授正是这样一个教育者。他不仅研究如何“讲好真话”，撰写著作与教材；而且亲自介入社会生活，实践如何“讲好真话”。由此，他的新闻评论课堂才会变得如此鲜活，成为了“讲好真话”的训练场。华中科大新闻学院才变成了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需要指出的是，新闻评论教育之所以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取得成功，不仅在于新闻学院拥有传授“讲好真话”知识的高水平师资，也有赖于华中科技大学倡导“讲好真话”的校园氛围。2018年，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新闻评论人才培养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对赵振宇教授以及新闻学院全体同仁十多年努力的一种认可。这也表明，“讲好真话”在大学教育中不仅应该有所作为，而且确实大有可为。

四、“讲真话”与新闻传播教育的真谛

什么是大学的真谛？华科大老校长朱九思先生在《大学生命的真谛》一文中重申他的教育观：“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则认为大学更深层次的真谛为“启蒙”。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如果说大学教育的真谛是“教人求真”，那么新闻传播教育无疑处在“教人求真”的第一线。在实践上指导学生“报道真相”“讲好真话”，在理念上教导学生“学做真人”“追求真理”，应为新闻传播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生态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传媒行业的人才需求也产生了重大变化，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去培养合格的人才，似乎成了新闻传播院系的共同焦虑。不过，不管时代怎样转变、技术怎样变革，新闻传播教育都不能丢失自身的人文情怀、批判精神和专业理想。在我看来，这其中蕴含的“求真”精神，应为新闻传播教育不变的内核。

拥抱新科技、购置新设备、引进新师资，开设新课程，从而适应新的时代，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加强与行业的合作，推进省部共建，建设一流的实践基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一些新闻传播院系执着于“求新”，而忽视了“求真”这一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这样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看似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却因缺乏灵魂而显得空洞；培养的学生则会浮夸而不实用，更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如何把“求真”精神贯穿于教学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而培养社会所需的新闻传播人才，是新闻传播教育更需关注的问题。

诚如赵振宇教授所言，讲真话贵在“求真”和“表达”，它离不开宽松的舆论环境和制度依托。华科大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自由宽松的校园氛围和学院文化。朱九思先生认为，“学术思想的健康成长，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交流乃至争鸣和批判，是学术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培养创新人才不可缺少的氛围。若没有学术自由，哪能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平?如无学术自由，哪来知识创新?......只有具备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真正促进学术的繁荣”。一流的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往往是以自由宽松的思想氛围和开拓进取的学院文化为前提的。

要让新闻传播教育的真谛落地生根，使新闻传播院系成为敢“讲真话”、善“讲真话”的杰出新闻传播人才的摇篮，关键的还是要有敢“讲真话”、善“讲真话”的师资。虽然修行在个人，但是进入知识、专业的殿堂，还是需要名师的引领。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在传播技术的推动下，信息量呈爆炸性的增长，人们现在不缺信息，所缺乏的是真相、尤其缺乏真理的启示；或者说，在真相与假象混杂，真理与谬误难分的情况下，我们社会需要的传媒人，不仅要有洞见和交流的智慧，更要有直面困厄的勇气。这样杰出传媒人的培养，固然离不开知识的滋养和意志品质的锤炼，但最需要也最难得的是名师榜样的示范。换言之，在专业领域没有敢讲“敢真话”“善讲真话”的老师，那么再好的学校，再好的大楼，再好的图书馆，也难以培育出“敢讲真话”“善讲真话”的学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