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至23日,首届中国媒介考古工作坊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深圳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内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来自德国洪堡大学、台湾世新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海外高校的专家学者60余人与会。
在开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唐海江教授在介绍工作坊缘起时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新的挑战。媒介考古学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发掘历史和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的文明走向具有启发意义。中国文明中的媒介考古则尤有其独特性和普遍价值,应该为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智慧。
此次工作坊为与会嘉宾准备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演讲。在21日晚,德国洪堡大学媒介学者沃尔夫冈.恩斯特教授,在线为工作坊带来坊前演讲“媒介考古学与技术-逻辑时间:一个跨文化的概念”。开幕式后,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教授发表“媒介考古:与小人儿捉迷藏?——读《媒介考古:方法、路径和意涵》”的主题演讲。黄旦教授结合他阅读《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的体会,以“媒介”“考古”两个关键词为线索,展开对媒介考古学的理解和思考,重点厘清了媒介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史料挖掘,以及媒介考古学与福柯、基特勒等学术脉络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媒介考古学不是要将历史中那些隐藏的媒介“小人儿”一个一个挖出来,“而是要从媒介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媒介考古学即“思考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是以媒介的角度,以后结构的方法,考察人与各种媒介共同构成的生存要素”。演讲主持人武汉大学单波教授高度评价了黄旦教授对媒介考古学的看法,肯定其历史想象力,并认为媒介考古就是在寻找某种“底层结构”,非常具有挑战性。
接下来的时间,工作坊分为“声音媒介考古”“影像媒介考古”“书写媒介考古”“媒介与身体”“数字媒介考古”“媒介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六个单元依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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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媒介考古”单元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主持。湖南文理学院桂强教授阐述了唱片的进入与近代中国听觉现代性的关系,尤其着重辨析了“听觉现代性”的内涵,以及中国唱片及其媒介实践所营造的听觉经验、声音景观等听觉现代性图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贾雨心汇报了1928年至1949年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历史,呈现出科技中内嵌的价值如何随着科技本身的转移而进入异质文化的过程。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朝辉博士将地听器与现代的电话、移动媒介、具有隐私性的媒介进行勾连,试图寻找其深源性的勾连。华中科技大学的徐皞亮博士以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介入中国青铜文明时代,重新理解商周祭祀乐器对权力秩序、文化互动,乃至媒介文明的意义。山东师范大学陈欣教授则从古筝演奏技法、音律状态的角度指出,媒介考古学将传统的古筝研究变成了集视听技术、科学技术相互交叠的变体,并由此引出了关于媒介考古学中学科交叉的问题。总评议人章戈浩老师认为,此次声音媒介考古单元文章给予的思考是,媒介考古学研究,应该聚焦于特定媒介或特定文化的断裂还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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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媒介考古”单元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张满丽研究员主持。上海大学孙藜教授报告了在晚清西方影戏进入中国之际,上海城市文人的新媒介视觉形成的问题,他指出,新媒介视觉以蒙太奇、写实主义为特点,并将“卧游”式的前视觉推向历史深处。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陈捷琪以西洋镜为具体媒介实例,讲述了西洋镜进入中国后的本土化历程,以及基于西洋镜形制变化而产生的不同媒介实践、功能分割。华中科技大学的罗艺博士讲述了幻灯在中国近代从作为“魔术幻灯”“娱乐玩器”到“教育利器”的转变。四川传媒学院的杜承烨老师以时间为媒介,探讨媒介考古媒介学在发展中的演变形态及其对电影的发展。总评议人王颖吉教授指出,此单元论文富有想象力和趣味,但某些逻辑问题需要疏通,同时不可把某种视觉媒介看作是单纯的技术,探讨其在技术文化史层面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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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媒介考古”单元由华中科技大学周婷婷老师主持。山东大学的吕行佳博士等探讨了民国书法何以文脉不断,在印书、审美、教育等方面呈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更新面貌。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潘德音以记忆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技术刻写”从理论到当代现实的呈现。暨南大学的姚锦云老师从媒介考古学视角重新解释了先秦儒墨之争的问题,试图解答以“动手”、技术为代表的墨家以及以文本记录为代表何以流传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的本科生彭灵杰汇报了关于徽墨的历史嬗变。京都大学的比护遥博士则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的阅读新秩序,集中关注了“谁在阅读”“为什么读”的问题。总评议人孙藜教授指出,书写这一主题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且所汇报的论文提出许多有趣的问题,但需要与媒介考古的路径更加契合,深入挖掘出研究对象所构成的深层的历史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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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身体”单元由中国传媒大学张毓强教授主持。重庆大学郭小安教授与复旦大学的余晓敏博士均汇报了关于“自我量化”的问题。郭小安教授指出,并不希望在“自我量化”的研究中走向被数据规训-反抗数据规训的二元论窠臼中,对此,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具有重要意义。澳门科技大学的章戈浩教授则讲述了关于铜人和木人桩的媒介考古,认为这类装置是一种没有器官的身体,承载着人们对他者的想象,以及来自他者的认可。华中科技大学的曾哲扬博士以“卫生知识”为关键词,以天津租界为媒介考古研究的场域,观照近代国人及社会如何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器物等问题。来自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的黄骏博士汇报了关于轿子的媒介考古,他将其视为一种“后勤媒介”,突出其与地理时空上,与人身体之间的相关关系。苏州大学的本科生孟庆宸则以脸谱为研究对象,对其展开了一系列“媒介幻象”。总评议人刘海龙教授认为,该单元所谈的“身体”,应为一个研究视角、场域,与其进行深度关联,而非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否则身体便成了一个没有器官、感知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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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考古”单元由郭小安教授主持。武汉大学肖珺教授等人发掘了“电子拾荒者”的群体,以实验媒介考古学的进路分析其动手“拆”“玩”“组装”电子设备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台湾世新大学的夏春祥教授和魏武博士以“直播带货”为视点,研究其与印刷、广播、电视媒介的复现性,探讨关于时尚与社会生活断裂与延续的深刻联系。复旦大学的吴晓帆博士对中国彩信手机报进行媒介考古,认为其是从印刷文本过渡到电子虚拟文本的过渡性媒介。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钟云则叙述了寻呼机从进场到消逝的变迁过程。深圳大学的研究生张梦圆以哀悼之物为对象,从“墓”这一媒介事物透视其背后的个人行为与社会关系。对此,总评议人孙玮教授指出,媒介考古产生的重要前提为当下媒介的虚拟化趋势,因此对数字媒介进行考古是十分必要的。研究者不能单单讲述某一媒介物的历史过程,或是其社会意义,而是须要更加突出使用主体的感官体验,与媒介背后的组织机构、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转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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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单元由肖珺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张艳老师对沃尔夫冈·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学进行了讲解,并主要探讨了在恩斯特看来档案何以为媒介的问题。武汉大学博士后熊文醉雄以中国传统哲学角度解释西方媒介考古学如何更好地进入中国及其本土化的问题。南京大学李璟博士等将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进行对比、对话,对比两者异同与互补的可能性。总评议人黄月琴教授对每一论文作详细点评,她指出,做理论阐释研究,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学术脉络进行厘清,同时理论对话类研究不可机械类比,因为有可能二者同宗同源,故而缺乏可比性。
各单元汇报点评完毕后,与会嘉宾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中围绕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媒介考古工作坊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嘉宾从工作坊的理念、问题意识、框架、组织、规模等方面提出了诸多积极建议。主持人黄旦教授特别指出,中国媒介考古在“大胆假设”的同时更需“小心求证”,对工作坊的未来充满期待。最后,下一届工作坊主办方代表同济大学王颖吉教授致辞,欢迎嘉宾明年相聚同济大学。首届中国媒介考古工作坊由是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