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院长张昆教授接受《今传媒》杂志社专访，与读者交流、分享办学经验与研究心得，介绍我院“特色办学显实力，锐意进取求发展”的办学方针以及近年来我院在革新课程体系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丰硕成果。 
张昆教授个人简介
张昆教授（1962-），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云梦人，先后求学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国创价大学。曾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2006年起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副会长。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史研究。独自出版学术专著8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宝钢基金优秀教师奖多项。
1.张教授您好！很高兴能邀请您来做本期《今传媒》的嘉宾。能谈谈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和信息传播院院长之后学院的变化及学院取得的成就吗？贵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有什么特色？
张昆：很高兴能够成为《今传媒》的嘉宾，也很愿意与《今传媒》的读者交流，分享我在办学与研究方面的体会。
我是2006年7月应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的邀请就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一职的。迄今快六年了。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客观地说，这几年我干的很辛苦，连带着我们的管理团队，一直打拼下来，大家都喊累。回头来看，成果也不少，付出了辛劳，流出的汗水，还是值得的。
应该说，在我到任院长之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在2003年、2005年分别获得了新闻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到2006年为止，是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六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学院的学风淳朴，教师之间也比较团结，在国内教育界同行中有较好的口碑。所以我的工作平台和起点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做了一些工作，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的。
在六年院长任内，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队伍建设。我到任时，学院师资队伍结构不甚合理，在青年老年教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一些资深教授成就斐然，在学界业界有很高的声望，但青年教师中露出头角者很少。青年人如果上不去，学科的发展就没有后劲。为此，一方面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另方面则改进用人的机制，完善内部环境，激活人力资源的存量。下大力气培养青年教师，在项目申报、国际交流等方面，尽可能地给青年教师创造出头的机会，同时帮助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引导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同步发展。这些措施，现在看来是有效果的，这两年我们学院的一些大部分成果、大部分项目都是50岁以下的老师贡献的。
二是科学研究。我到任前，学院老师的科研项目特别是国家级项目很少，从社会争取到的横向研究经费也不多。近年来学院加强学术方向的凝练，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或重大问题，努力组织学术团队，跨专业跨学科集体攻关，这些努力效果十分显著。2011年，学院成功地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六项，其中重大课题一项，重点一项，青年项目两项，普通项目一项，后期资助一项，在同类院系中居于首位。2012年，截止今日，我们又成功地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四项。要知道，我们新闻学院一共只有32位专职教师。这样的教师规模，能够取得这样多的国家级课题，同行们都很吃惊。大量的国家级项目的获得，使得我们的老师、研究生自然地进入了国内学术的前沿，提高我们的学科品质。
三是平台建设。六年来我们学院还致力于学科平台建设。2006年底，我们成功地建设了湖北省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媒介技术与传播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我们成功地申请建立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我们的新闻与传播学科成功地进入了湖北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行列。同年新闻传播学科列入学校“211工程”建设项目，2010年，我们学院的“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被纳入“985”第三期建设规划。在此基础上，学院围绕着两个国家重大课题打造两个特色研究团队，即新媒体研究方向和战略传播研究方向，并取得了系列的研究成果。
这些工作为学院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今后学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提升开了一个好头。
2.我们知道，您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贵学院特色制定了一系列有效可行的培养计划，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及培训模式，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传媒人才，请问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内工科院校最早创办新闻专业的学校，新闻学专业也是本校最早创办的文科专业。在一个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学校办新闻教育，华中科技大学走的路子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综合性大学。在华科大新闻教育初创时，老校长朱九思老先生确定了基本的办学理念，那就是“文工交叉，应用领先”。一路走来，我们学院在坚持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适应着社会和传播业界需求的变化，不断地革新课程体系，不断地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我们培养的人才，一直受到社会的好评。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传播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的使用方式、运营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融合媒介、全媒体的理念及转型实践势不可挡，与此同时，在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下，社会大众已经结束了信息饥渴，人们不再苦于信息匮乏，而是企求传媒的思想引领。在这种全新的环境下，传媒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前传媒业界亟需的是具有一定思想高度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他不仅要懂新闻理论、娴于新闻技能，精通传播技术，而且还要有多学科的宽广视野，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不仅能够胜任单一媒体单一岗位的工作要求，而且能够实现跨媒体不同岗位的自由流动。近年来传媒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高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细，特别是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媒介融合的现实渐行渐远；同时，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越来越重视业务技能的培养，而在相当的程度上忽略了学生健全人格、批判思维的养成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传统的新闻教育已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媒介融合的实践发展需要。
面对来自业界的跨媒体全能型新闻人才培养的需求，必须打破传统的专业界限，促进新闻传播学与理工学科、人文社会学科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各专业间的交叉融合，探讨基于知识、能力、思维及人格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路径。
为此我们学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采取切实的措施，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从业界引进师资、从业界聘请兼职教师、选派教师到业界挂职和吸引业业界资深人士到学院挂职的做法独树一帜，使得新闻传播教育密切追踪业界实践，人才培养很好地适应实践的需要；与此同时，教师来源的多元化不仅丰富了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学缘结构，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学科交叉的办学特色定位。
二是根据业界新的人才需求，不断地调整课程体系。2006年，新的教学计划调整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实行文科大平台+专业小平台+专业方向课程的课程群组合。2009年，为了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进一步体现学科交叉的特色，我们打开学院内四个专业的方向课程壁垒，每个专业设计出核心课程组，供院内其他专业学生选修，以增强学生的复合知识和能力。
三是加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近年来，学院先后建设有两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两个省级品牌专业；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三门湖北省精品课程；
3本教材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两位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大教材首席专家。
四是强化实践环节，通过业务课程实训、实验课程实训、创新团队实训等环节，使得学生的复合能力实训贯穿于整个大学学习阶段。业务类课程要求学生课余进行新闻传播业务实践，课堂提交实训作品；通过融媒体全流程一体化教学和实验，学生在复合能力的竞技实训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同时，组建了多个学生创新实践团队，如红树林团队、第二视觉团队等，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吸引学生参与编剧、导演、制作、策划等新闻传播综合业务创作实训，全面培养和增强学生学科交叉的专业特质。近三年来，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全国高校文科计算机大赛获得3项一等奖（电子杂志《呀！基诺》、《我的低碳王国》、《票》）、3项二等奖；广告学系学生参加全国广告设计大赛获得2项二等奖。同时，探索基于一体化实习工作平台的实习项目组的运作，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广电总台等中央及省市媒体共建实习基地达20余个，真正做到了实习贯穿新闻传播专业四年学习的始终。
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近年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有很大的提高，就业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在学界、业界均有很好的口碑。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的研究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新闻史、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学等领域，据了解，您获得了很多项国家研究课题，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据说，许多课题很有代表性，能具体谈谈吗？
张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我是一个后学者。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比较努力。在读书的阶段，有名师指点，在工作时期，又有开明的领导提携、引领。所以在学术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在1996年，我就成功地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工作，这也是武汉大学的第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随后在2001年、2006年又相继获得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11年，我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战略传播研究团队又成功地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建构研究”。
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精力不在学术研究方面。1998年，我当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随后又担任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就一直没有消停。2006年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多，接连不断的会议，还要考虑创收以解决老师的福利，还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跟业界的交往应酬也不少，很难安静下来思考学术问题。所以有不少选题存在脑子里，有些课题开题了，就是没有很好地做下去。想起来，实在是惭愧。这届院长任满后，我将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做一个纯粹的老师，认认真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几篇像样的文章。
在学术兴趣方面，近二十年来，我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新闻传播史。我在大学读书期间，第一专业就是历史学。研究生时期是新闻学。这样担任教师工作后，学术兴趣自然就实现了新闻学与历史的交叉，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我的第一方向。在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开始时我很关注世界史体系的建构，主张打破国别史的格局，建设世界新闻传播通史体系。199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大学教材《简明世界新闻通史》，试图中外合璧，古今贯通。这本书出来后，受到了学界的好评。2006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2008年，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外新闻传播史》。还就新闻史的理论与方法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很快转化到教学过程中，在2009年，我主讲的《外国新闻传播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11年，我主讲的《传播的历程》又被评为第一批国家视频公开课。
二是政治传播学。对政治学我一直有很浓厚的兴趣，大学时期就读过不少政治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我的博士阶段学习的就是政治学。在政治学领域，我选择了一个与传媒联系密切的议题，即政治社会化。2003年，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这本书在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我承担的四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有三个就属于这一议题领域。近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出版了一本专著。目前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正在紧张进行，可望实现较大的突破。
三是新闻传播教育。我一直工作在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线。担任新闻传播院系的基层领导快二十年。而且经历了两个学校的转变，从武汉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这两个学院都是国内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对于新闻传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最近几年，我围绕中新闻传播教育陆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专著《新闻教育改革论》马上就要公开出版。
4.2011年，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将为中国传媒发展提供良好的现实环境，您认为作为传媒单位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去实现传媒的跨越发展呢？
张昆：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对于中国传媒事业而言，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硬实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家的GDP总规模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军事国防实力也大大增强。与硬实力的大幅增长不同的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并没有相应的提升。
正是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试图通过文化体制的改革，激发活力，促进国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借助于文化交流，特别是跨文化传播，客观、全面地展现中国的形象，传播中国的声音，解读中国的政策，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在政策层面，采取了许多刺激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国内的城市化进程、资讯技术的发展及传播的全球化，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消费能力，从而极大地扩张了文化市场。中国传媒界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大改革的力度，全面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做大做强传媒产业。
5.在您多年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您认为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发展有什么共同点吗？新闻传播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坚守什么样的准则？
张昆：新闻传播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重要领域。关于传播史的演进，我习惯于做宏观、整体的思考。过去我不大赞同按国别史的方式编纂新闻史，虽然国别史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基础。在世界新闻史的总体框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新闻历史演进的脉络。这一脉络有其共同性，如大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同类性质媒体内容及表现风格的相似性等。但是，因为地理、文化、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史发展进化的路径有相当的差异。如同一历史阶段的起点可能会不同，同一性质媒体在组织结构形式上千差万别，其政治法律地位也有天壤之别，同是新闻媒体，不同的国家对其角色及其功能的期待也不尽相同。
但是，同在一个蓝天之下，不同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媒体及其同业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时，也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规范。如真实、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原则。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尊重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前提下自由报道的权利，这也是文明社会的共识。
6.您认为我国传媒的业界和学界应该进行怎样的互动及合作才能实现传媒融合从而促进我国传媒业的快速综合发展呢？
张昆：新闻院系与传媒业界是利益相关的共同体，从产业链来说，是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从人才供应来说，新闻院系处在上游，其职责是生产传媒专业人才，传媒产业是新闻院系的客户，也是新闻院系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失去了传媒人才市场，新闻院系一天也办不下去。从人才培养过程来看，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实践环节基本上要利用传媒的运作平台，没有传媒企业的支持，新闻院系的教育职能是远离实践的空谈。同时新闻院系业务课程的教学，亟需具有丰富业界经验的实战型老师，即便是兼职教师，也大多是来自于传媒业界。从学科内涵来说，新闻院系是传媒产业的智库，其教学和研究所涉及的大多是传媒运作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其具体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业界克服困难，少走弯路。传媒业界要制定科学的发展的战略，高起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借助于新闻院系的智力资源。从这些意义上看，传媒企业与新闻院系是唇齿相依，肝胆相照的关系，只有相亲相爱、不离不弃，才有可能实现双赢。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办学的过程中，一直秉持以服务求生存，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尽全力与传媒业界建立互惠互利的战略合作关系。我们与中央、省级不同性质的传媒集团，与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地级市传媒集团，实现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如人民日报社、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广电总台、深圳报业集团等，不仅是我们重要的专业实习基地，和兼职教授的主要来源，而且对方也把我们学院视为他们重要的智库，我们的一些教授也成为他们的战略企划顾问。学院承担了不少媒介委托的横向研究课题，不仅给我们补充了物质资源，而且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及科研成果的转化。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浙江嘉兴日报就通过战略合作关系，把我学院作为他们员工继续教育的基地，每年该报社在我院举办两次中层干部专题培训班；同时本院作为他们智库和战略策划中心，在该报近年来的历次改版、评论版建设，都由我院相关教授策划，提出决策方案。该报还为我院学生设立了“嘉兴日报奖学金”每年奖励十名优秀的学生、研究生，每人奖励5000元。现在这两个单位，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做到了互利互惠。
7.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新兴媒体的兴起对纸媒冲击很大，中国的众多报刊走上了产业化和集团化的道路，纸媒要发展壮大，必须找准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您能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谈谈您的认识吗？
张昆：关于纸媒的未来，欧美国家的传媒人士很悲观。事实上，最近十年来，欧美主要国家的纸媒市场在萎缩，发行量下降，广告营收也在下降，甚至一些历史悠久的纸媒停出纸质版改出电子版，或者干脆停刊。所以，有人预言，要不了几十年，世界上最后一张报纸就会消亡。
我的看法不是那么悲观，至少对中国纸媒还有一些信心。为什么呢？首先，中国是一个纸媒后发国家，中国纸媒从来没有达到饱和状态。何况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速之中，新近融入城市的移民对报纸还有大量的需求；其次，中国的书写阅读文化非常发达，传统悠久，阅读已经成为中国识字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三，中国的经济还在持续的高速发展，虽然新媒体崛起分去了不小的一块蛋糕，但是纸媒的绝对经济总量还在增长，这一点也不同于欧美。在欧美，新媒体经济总量的增长，就意味着纸媒的萎缩。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在世界纸媒市场，风景数中国独好。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新媒体对纸媒的挑战日益严峻，同时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纸媒的网络数字化生存也提上了日程。在这个背景下，纸媒也面临着转型，一方面要继续发掘传统纸质文字阅读方式的潜力，使纸媒的内容与形式更加贴近读者，提高纸媒的服务品质，让读者扔不掉报纸；另一方面，纸媒必须推进合理化经营，合理地配置传播资源，在集团化的框架内，对信息资源进行系列的深度开发，降低成本；与此同时，纸媒还要充分利用数字传播新技术，努力探索纸媒的数字化生存，延伸、拓展报纸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是把报纸简单地搬到网上，而是要借助于网络数字技术，使传统的纸媒具有更加强大的信息服务功能和更低的运行成本。
8.您在这些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研究过程中，认为中国传媒的发展在那些方面还需努力和完善呢？您有什么好的观点或建议呢？不妨和我们分享一下！
张昆：如今的世界已经高度的一体化了，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已经使得全球村庄成为现实。信息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神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已经无法分离，世界是包含中国的世界，中国是世界整体的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独特个性还是不能忽视的。
从传媒事业、产业的发展来看，中国传媒在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建设性角色。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腾飞，离不开新闻传媒的助推。但是相对于社会的强大需求和民众的期待，中国传媒系统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空间。
第一、新闻传媒在表达民意方面，还要加大力度。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把报纸看成是人民的喉舌。它必须代表民意，为民发声。这种民意应该是最广泛的多样化的，它是政府决策的依据。胡锦涛在视察人民网时就强调，他非常重视媒介反映的人民的意见和诉求。
第二、在监督公权力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目前新闻传媒对公权力的监督，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监督对象的层级比较低，对监督的审批程序过严，异地监督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等。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发挥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功能。
第三、在传承文化与社会教化方面，尚需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新闻传媒是传承文化和社会教化的重要渠道。但是目前这方面的效果还不如人意。需要尊重传播规律，改进方式方法。
第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要做到两者的平衡。新闻传媒是社会公器，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它必须追求社会效益；但是，新闻传媒还是企业，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以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在最好的情况下，两者可以兼顾，如果不能兼得，则应以社会效益优先。目前我国传媒界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传媒对于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效益。
9.您担任《今传媒》杂志学术顾问已经很多年了，您对我们刊物有什么寄语或期望呢？
张昆：《今传媒》杂志办得很不错，我很爱看。《今传媒》也是我们学院师生发表文章的重要阵地。从国内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生态来看，《今传媒》上升的势头比较好，其学术含量及其对业界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在不断地加强。希望《今传媒》今后越来越好。建议杂志多延请知名学者，多发现、支持青年学术新秀。
同时，与其他杂志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自身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学术品位。我相信《今传媒》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