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曾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等职务，是湖北省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2017至今），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2008～2015），《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杂志副主编（2007～2010）。刘洁1985—1989年就读于华中工学院大学新闻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获得郑州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学位，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学历；2005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0年后，分别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媒介管理。学术成果丰硕，著有《现代新闻传播学》（获1999-2001年度湖北省优秀新闻论著一等奖），《主导. 协作. 博弈——当代媒介产业与政府关系》主持研究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国际话语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融媒体时代湖北新闻奖设置研究等项目，也是全国统编《新闻学概论》教材写作组和中宣部、教育部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课题组成员。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杜甫对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的赞颂，而这句话也是默默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培育学子的刘洁老师的真实写照。她乘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风进入到刚刚建立的华中工学院的新闻系求学，在毕业后机缘巧合下留在学校教书，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滋养了无数年轻学子新闻理想的幼苗，至今初心不改。
从第一个理工科学校里设立的新闻系，到顺时而设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再至三校合并后在21世纪面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这背后是新闻学院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精神。本次我们通过访谈，挖掘刘洁教授与华中大共同成长的故事，也聆听她作为华中大人在学成后如何为母校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先驱者升华经验，从而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学校发展史，学院改革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华中大即将迎来的70年诞辰贺礼。
Q1
问题：您当年就读的时候，咱们新闻学院还是华中工学院的新闻系，那当年一个偏理工类大学下属的新闻系和现在华中大这个综合类大学的新闻学院相比，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吗？能给我们谈谈您对当时的学校和学院的印象吗？
回答：校名的更改也表现了学校从以单科为主的工学院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进程。就新闻学的专业建设来讲，最初工学院建新闻学专业，或者说新闻系，实际上是与当时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我们是1983年得到教育部批文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媒体数量是很少的。改革开放之后，新闻业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此时就特别需要新闻专业的人才，所以新闻教育的发展是依托于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学校办学方针的调整都是依据这个阶段对人才的需要来进行的。我校新闻专业的创办得益于我们的老校长朱九思。朱九思老校长在解放前是办报的，他是一个专业的报人，曾是当年《新湖南》的领导。他对当时的时代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对新闻专业也有着特别的感情，所以在老校长的支持下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专业。工学院建新闻专业在全国应该说是首创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就在于在整个人才的培养过程当中会非常注意科学技术。比如当时我作为本科生来学习的时候，我们是上高等数学的。在八十年代文科专业上高等数学是非常少的，此外，我们还要学习一系列的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这要求我们既懂得一些科学知识，又懂得新闻传播的内容。但是现在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的话，科技记者这个角度就太窄了，但是这也作为一小部分探索的历史保存下来。湖北省科技新闻学会的理事长单位就在我们的学院，重视科学技术的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有连续性的。
（图为1985年刘洁与寝室同学在华中工学院大门的合影，前排左一为刘洁）
Q2
问题：您在新闻系就读，后来又任职，可以谈谈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回答：我是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的。作为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二届本科生，我是很有新闻理想和职业诉求的。我当时报考了现在《湖北日报》旗下的一家媒体，想到新闻单位去工作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有到新闻单位。90年代中期的时候恰逢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低落时期。当时留校的青年老师都陆续地在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他们认为做老师是“穷得发慌”“闲得发慌”。我的导师就跟我说，那你就留校吧。其实个人的求职，也是大的历史境况下的选择。
Q3
问题：您在华科生活工作多年，也见证了新闻学院的发展，请问华科或新闻学院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有哪些？在您经历过许多变化，有哪些变化对您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详细谈一谈吗？
回答：我认为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扩招。
扩招前后我的个人生活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扩招之前我比较轻松，和现在相比考核较少。80年代那样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学校里的环境比较宽松。到了90年代进行扩招后，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教授的课程量一下子增多，最多的时候一周会上到26节课。因为学生多，我分批次上课，同样的内容，我得一周同样讲四次。因此工作量特别大，觉得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积累。
另外，跟我们老师关联最大的还是学科的发展。学科发展之初更加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要求学科发展和实践相结合。在这个理念指导下，第一批建院时候的老师大多来自于一线的新闻媒体。在我的理解中，学科的这种概念是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所以当没有学科概念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发展状态，主要是把学生培养好，做好业务等等。等发展到了学科的时候，就对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老师都必须博士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博士，然后就还要求在职的去攻读博士学位，那就感觉负担一下子加重。但实际上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好提升机会。所以我主动向当时的院领导提出到人民大学进修的想法，院里很重视，帮我联系了中国人民大学。我6月份提出来的，9月份我就到人民大学去进修去了。我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做学术的念头，通过进修，通过读博士，对学术是什么慢慢地产生一个较为清晰的观念，我也慢慢地被引导着走上了这条道路。
问题：当时我看到您的简历，您那个博士学位好像不是新闻学的。想问当时是想要完成这种跨学科的转变，还是说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量，或者说是对科研有帮助？
回答：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就是博士化。我们学校的政策是要求副教授和教授必须是博士学位，当然学校也为老师们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好多时候人生不是自己设计的。
（图为华工新闻系84级毕业生20周年返校纪念）
Q4
问题：你们觉得这么多年来学院的师资队伍有什么变化和趋势？不同时代的老师具有不同的特征吗？
回答：我在新闻学院的时间跨度还是很长的，第一批我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一部分来自于新闻单位，具有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而且他们是新闻单位的领导，大部分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在50年代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人民大学、北大、复旦等高等学府，后来又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青年老师一部分来自国内优秀高校，一部分从我校工科院系引入新闻系。
问题：那些工科院系引入地老师教授什么学科呢？
回答：他们到我们新闻学院来当老师。学校把他们送到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培训，读研究生，然后再回来充实我们新闻学院的师资队伍。当时的教师队伍就是一波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和一波优秀的年轻老师构成的。所以学院的组建实际上是筚路蓝缕的一个过程，从无到有的。那些创办者、先驱者，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非常敬佩他们。然后随着学科的意识逐步增强，就开始以学科为基础来组织教师。比方说199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当时学院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就是在全国招第一批传播学专业的本科生。当时学院在全国率先实行了“2+2”的培养模式，这是基于我们的严谨地论证，确定我们要做网络传播。中国第一个上网的报纸是中国贸易报，是1995年才上网的，而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和学院基于此做出以下基本判断，第一网络传播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产业，那么社会就急需网络传播方面的人才，这是对社会需求的判断。第二我们是一个具有工科背景的学校，我们比别的纯文科院校更有条件和优势去培养网络传播的人才。所以我们前期做了好多工作，比方说把当时电信系的系主任朱光喜教授请过来，定期跟我们开会，深入研讨人才培养相关问题。然后又留了一批工科背景的老师来充实我们的教师队伍。所以我记得很清楚，98年新闻学院在全校的工科生里广发通知，新闻学院要搞2+2的培养计划，在前两年非新闻专业的学生里面挑选学生。然后就有一批学生转过来了，可能有二三十个人，正好够个班。这是很特别的情况，当时我是教新闻理论的老师，暑假的时候那批转专业的学生都不回去，我们临时给他们补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课程，我就给他们上新闻理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培养了全国第一批网络传播专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当时很多的知名报业集团都想要我们的学生。所以，98年以学科为基础组织教师是第二轮的师资团队及其变化，因为学科方向的更新要求我们人才队伍的进一步的更新。第三个变化，就是多学科的学科融合。实际上学科融合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现在学科融合的跨度更大。第四轮的变化，就是学院在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很多的年轻老师都有过留学经历，在香港和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再到我们学院来工作。
Q5
问题：现今对复合性人才的需求很大，新学科交叉在新闻传播学中体现的也尤为重要。之前李元元校长有提到说新闻学院作为学校人文社科领域的旗帜，也要结合学校理工建成的独特优势，您觉得这些要求与新闻学院的办学方针有何联系？
回答：我觉得走这种综合性发展和跨学科的发展的道路，是整个学校文科的发展的一个思路，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和传统的综合性的院校相比，我们并没有明显优势，沿着别人的老路走，我们怎么也跟不上别人，所以这是战术上做的一种选择。然后，其实从学科的发展来说，这就是一个规律。所谓的学科，就是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世界，我们要去找一个角度去切入它。比方说一棵树，你可以按照植物学的角度去研究它，你也可以按照环境学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研究它，还有从文学的角度怎么样去了解，等等。现在是人为地把这个世界切割，或者是说一个角度切入去研究，而世界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最初学术研究其实没有学科的划分，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越来越精细的，严格的学科划分，也就是王国维讲的历史的归历史，文学的归文学。但是后来又逐步地发展，又转过头来，又走出一个学科的小圈子，回到事物的本质面貌。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方针的制定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从战术上我们需要弯道超越，要走一个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路；第二个又正好契合整个世界的科学或者人文的发展规律，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现在恰好到了学科汇聚融合的一个点。而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临复杂化的趋势，比方说贫困这个世界瞩目的问题，它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农学研究，当然新闻学也关注怎么样进行扶贫报道效果更好，怎么样进行沟通能够减少贫困的发生。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个事物本来的这个样子。
问题：说到现在这种学校提出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需求，跟新闻学院的办学方针有哪些呼应的地方？它们两个是如何交融在一起？
回答：这个是学校本身发展和我们文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当时提出文科发展第一要入主流，第二叫学科交叉。整个文科提倡交叉，但交叉后研究的内容必须要是这个学科的主流，如果研究的是边角余料，零零碎碎的东西，那也叫交叉，但是意义不大。所以对于新闻学院来说，首先它是整个学校的几十年以来的学科融合的一个样本，同时它也非常符合新闻传播学院建设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做过几次这种尝试和努力，前面提到过，我们最初的时候是想要培养科技记者，但后来我们发现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只去做科技报道，第一道路太窄了，培养学生单一化；第二，如果我们只是窄化到只能做科技报道，我们这个学科就无法发展，壮大。所以我们就通过不断地摸索，走出来一条自己的道路。我记得我还是年轻老师的时候，当时领导布置了一个任务，说现在新闻业界很缺乏媒介经营管理的人才，我们考虑是否在本科生里面开一个媒介管理方向。当时屠忠俊老师是我们国内第一本媒介管理的专著的作者，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的，也有对应的市场需求。但是涂老师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调研，结果是不适合，我们培养的本科生不可能直接当领导，搞管理，而且也觉得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也不符合。其实这种探索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成功了的才叫探索，实际上在通往成功的路上需要做很多的尝试，包括这些行不通的，也是宝贵的经验。比如说做科技新闻报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可行，但是不能作为整体学科发展的一个定位。然后到后来的网络传播，这个是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发展。所以学院的发展史是一个几十年探索的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当中夹杂着走的弯路，夹杂着自我的否定等等。所以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形成了我们特色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模式，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把这个旗帜立起来了，大家都是认可的，因此被授予过湖北省的教学成果奖等等，这些奖项都是对我们专业的这种模式的肯定。
问题：您觉得相较于别的学校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学院的模式能给我们的学生带来哪些方面优势呢，能具体地谈一谈吗？
回答：我就觉得这种培养模式实际上就给学生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而且这个优势不是当下短时间内能凸显，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他可能就像基因一样刻写在我们学院每一个学生地身上。比方说我们的学生会更具有逻辑思维，重视证据努力求证。还有我们的学生身上有工科的极为踏实的作风，所以很多工作单位都对华中大的学生评价很高，觉得他们很实在，很能吃苦，动手能力强而且守规矩等等。这种种可能跟另外学校相比，有些就不一样，我们的学生肯干精神和动手的能力就更强一些，这种种都会导致看世界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会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跨学科的培养也能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等方面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学生如果有跨学科发展的想法，我们的跨学科培养模式能给予他们勇气和信心。如果学生本来就接受的是单学科的教育，你将来想转转别的专业，就不会有这么强的勇气或者底气。
Q6
问题：1998年初，新闻系与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合并组建为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背景和契机吗？
回答：主要的契机就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最初新闻系是一个独立的系，就是学校的一个的二级单位。后来新闻系成了人文学院里面的一个系，人文学院是二级单位而新闻学专业在它下面。学校是一级单位，院是二级单位，二级单位就有独立的财务权，人事权利，学科发展的权利等等。新闻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单位，一个独立建制的学院。这是学院成立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学校的电台，电视台等等，两者内容方面接近。并且它们也在东六楼四楼办公，地点也接近。所以这两者就成为一个单位了。
问题：我们学院的全称比较特别，多有信息两字，能为我们讲解一下背后的故事和隐藏的深意吗？该事件对华中大新闻系有何重大影响？
回答：是周济校长提出来的。其他学校普遍称为新闻学院或者新闻传播学院，或者新闻与传播学院。而周济校长为我们加了“信息”这两个字，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就是信息社会的时代大背景，第二个则更强调新闻学院要和我们学校这些信息学科结合起来。这也是学校对跨学科的整体性的前瞻性的设计以及期许，也是工科的印记和跨学科的彰显。
Q7
问题：2017年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为A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发展与华科的整体发展举措密不可分，您能谈谈学校对新闻学院的支持，和新闻学院如何紧随学校的发展策略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学校和学院的关系。工科院校里面办文科确实存在着很多困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的不同，比方说很多评价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按照工科来的，比如教师工作量的评定，学位论文的格式甚至日常的汇报演讲。我们也有工科的文化印记，非常精准、务实，也很拼命。而文科更讲究有创造性和个性。在受工科文化影响的同时，我们的发展其实也得益于学校理工科的强大。第一就是理工科院校普遍地一般的纯文科院校有更多的经费用于发展，咱们学院在经费方面也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学校的历届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也很重视我们的文科。杨叔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也刻在了我们校园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精神，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文科只要想做一件什么事儿，特别是大事儿，比方做文科的十四五规划，工科的院士们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大帮助的。我记得做文科的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会把文科的规划送过去，到每一个院士家里去拜访，请他们提意见，他们都很认真地反馈意见和建议。越是这种大科学家，就越有更长远的发展眼光也更重视文化教育，所以很多有些困难的事情，有了他们的支持都顺利落实了。
Q8
问题：我们知道人才培养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的过程，当谈到人才培养计划的时候，您觉得“变”与“不变”的什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新变化的？
回答：在人才培养方面，现存的问题仍有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教书了，也经常有老师问我，现在那些课该怎么上。因为整个新闻产业和行业形态变化太大，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都是铅字印刷，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铅字，有拣字工在拣（现在的湖北日报的报史馆里就有一个个的铅字）。在我读书的时候，需要在一张版面纸上画版面，直接用手画，然后数格子，一栏13个字，两栏26个字，现在都是直接在电脑上面完成。而且现在传输的速度更快，所以很多技术手段肯定是变了。但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方说做新闻，一定要有对于社会常识的了解。现在很多新闻都会出现没有常识的现象。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开玩笑说水果湖刚新建了一个机场，那人竟然相信了，水果湖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机场不可能建在，这就是缺乏常识。所以我觉得作为记者，或者说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学这个专业的常情、常理、常识，也包括人情世故。基本的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有了解的，然后才是广博的知识，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第二，我觉得在中国作记者，对复杂情况的判断能力，特别是政治形势和整体的判断，一定是每个新闻人都需要具备的。对于记者来说，可能会经常碰到那些需要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判断的报道，像一些关键节点，可能有时候一不小心就犯了一个大的政治错误，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另外还有基本的业务能力，虽然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但是不能替代新闻人新闻采访、评论的基本能力，打字打得快并不意味着写文章就写得好，写网文写得好并不意味着写新闻就一定写得好，所以这些训练还是必要的。
口述史的最重要的特一个点就在于它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看待事情的角度和价值判断标准，这决定了每一个人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记忆和体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刘洁老师的口中，我们读到了鲜活的生命，看到了单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学院发展的洪流中，迸发出了一朵亮丽璀璨的浪花，也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喻园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学院老师在此辛勤耕耘，一批批华中大新闻人在前人的期许与努力中不断成长，终成大树的他们亦为后来者提供阴凉。三十余年或许对于一个学院来说不算太长，但已经孕育了学院的精神内核和前进方向。在未来，问题与挑战从不缺少，但喻园师生总是迎难而上的慨然歌唱，欣然以往。
（实践队员和刘洁老师的合影）
